谷歌母公司首次大规模裁员，医疗子公司200多个职位被裁******
谷歌母公司Alphabet将开启大规模裁员。
当地时间1月11日，《华尔街日报》报道称，谷歌母公司Alphabet(Nasdaq：GOOG)旗下医疗保健部门Verily Life Sciences将裁员15%，涉及超200多个岗位，这是继其他科技公司经历裁员潮后，Alphabet首次大规模裁员。
Verily的首席执行官Stephen Gillett在周三给员工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此次裁员将影响Verily约15%的职位，该部门拥有1600余名员工。Verily将停止医疗软件项目Verily Value Suite以及部分处于早期阶段的产品。
Gillett于1月3日才正式上任，接替知名遗传学家Andy Conrad担任Verily首席执行官一职。他在电子邮件中写道，“我们正在做出改变，以完善战略、确定产品组合的优先次序、简化运营模式。我们将以更多的资源推进更少的举措。”
Gillett还说道，Verily将着重关注与研究和护理相关的产品，并将更多决策权集中于领导团队，而非单独团队。“我们将进入Verily的下一个篇章，现在需要加倍努力实现我们的目标。Verily的最终目标是在精准医疗(precision health)的所有领域开展业务。我们将通过缩小研究和护理之间的距离来实现精准健康。”
官网显示，Verily专注于应用人工智能和数据科学，于2015年推出。《华尔街日报》介绍，Verily前身为谷歌生命科学研究部(Google Life Sciences)，其负责的医疗项目致力于将数据和技术应用于治疗，包括虚拟糖尿病诊所以及将研究参与者与临床研究联系起来的在线项目。
Verily是Alphabet旗下除谷歌以外最大的业务之一，隶属于被称为“Other Bets”的部门。Other Bets的营收主要来自销售健康技术及互联网服务。根据2022年三季报，期内Other Bets营收2.09亿美元，运营亏损16.11亿美元。
去年11月，TCI基金管理公司曾对Alphabet的CEO桑达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提出建议，呼吁减少Other Bets的损失，并称该公司员工太多。而Other Bets旗下另一机器人软件业务Intrinsic也于1月11日表示，将解雇40名员工。一位发言人表示，这一决定是基于优先事项和长期战略方向的转变。
根据2022年三季报，Alphabet营收690.92亿美元，同比增长6%；净利润为139.1亿美元，同比下滑26.5%；每股摊薄收益为1.06美元，低于去年同期的1.4美元。Alphabet的员工人数在近一年之内从15万人增加了3.68万人至18.68万人，同时相较于第二季度增加1.2万人。
在去年12月的一次全公司会议上，皮查伊在回答有关裁员问题时曾表示，他无法做出任何前瞻性承诺。他补充说，谷歌一直试图“让我们能做的事情合理化，以便能够更好地抵御风暴，不管未来会发生什么”。
而此前，Alphabet被曝削减内部孵化器Area 120部门的岗位和资金，还取消了员工不必要的商务旅行，但尚未进行大规模裁员。2022年10月，该公司首席财务官Ruth Porat曾表示，第四季度新增员工人数将“降至第三季度新增人数的一半以下”。
事实上，不只是Alphabet正在裁员，美国科技公司裁员潮已持续一段时间。仅1月4日，就有三家公司先后宣布裁员，分别为美国视频分享平台Vimeo、云计算巨头Salesforce、电商巨头亚马逊(NYSE:AMZA)。其中亚马逊宣布裁员逾1.8万名员工，是迄今为止科技公司最大规模的一轮裁员。
截至美东时间1月11日收盘，Alphabet涨3.51%，报收91.52美元/股。
发育儿补贴，鼓励生育就该着眼于“减负”******
■ 社论
发育儿补贴，就是让政府更多地参与到生育养育成本分摊体系中，减轻育儿经济压力。
近日，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就《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办法初步拟定了深圳市育儿补贴标准，明确按照递进式差异化原则发放育儿补贴，其中生一孩、二孩、三孩三年累计补贴分别为7500、11000、19000元，引发舆论广泛关注。无独有偶，济南日前也印发《济南市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施方案》，明确济南市户籍按照生育政策于2023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二孩、三孩家庭，每孩每月发放600元育儿补贴，直至孩子3周岁。
应看到，自四川攀枝花市2021年7月在全国率先推出育儿补贴以来，包括云南、河北衡水等多地，都出台了育儿补贴政策。这次深圳、济南等地对育儿补贴做出政策安排，挟大城市的身位推出实打实的激励补贴，意味着“发钱鼓励生育”的政策暖风，正更多地从中小城市吹到包括一线城市在内的大城市。
这显然来得很有必要：现实中，大城市虽然能吸纳更多的年轻人，但生育率往往更低，年轻人“不想生、不愿生、不敢生”现象往往也更严重。这跟大城市里生活压力更大、工作节奏更快及精养模式对应的养育成本更高，有直接关系。
生育问题也是个经济问题。在经济学视域下，生育的实质就是“人口的再生产”，其正外部性很明显，但高成本也会成为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在大城市，生育养育的综合成本通常更高。要提升那些适育年龄人口的生育积极性，还得从为他们切实“减负”着手——这里面的“负”，首先就包括经济负担。
在此背景下，深圳、济南等大城市推出育儿补贴，无疑是直击适育年龄人口的真切痛点。拿深圳为例，其超大城市属性本就赋予了其育儿补贴举措以标志性意义，而相对较高的补贴标准和生育补贴对象扩展到一孩的补贴范围，也不乏范本价值。
鉴于深圳几乎是“全国最年轻的城市”，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测算，深圳5.36%的老年人口比例尚未达到老龄化社会10%的标准线，以育儿补贴鼓励生育更像是政策靠前发力。也因如此，此举更容易起到示范作用，毕竟，很多地方比深圳更需要有效释放生育潜能、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延长人口红利窗口期。
一直以来，社会对发育儿补贴有些争论。有人会拿“低生育率趋势不可逆”去否定育儿补贴的存在价值。其实，应该看到，很多家庭对于生育二孩三孩的犹豫观望，都有生活压力因素考量其中，这在大城市尤其明显。发放育儿补贴，就算无法覆盖全部的生育养育成本，也能缓解许多家庭尤其大城市家庭的压力。而个中传递的“鼓励生育”导向，也会在营造向好预期中带来积极反馈。
值得注意的是，发放育儿补贴是构建生育友好型环境系统工程中的一步，而非全部。自2021年5月31日中央提出实施全面三孩政策以来，全国多地推出了延长产假生育假、给予家庭买房补贴之类的办法鼓励生育。去年8月，国家卫健委等十七部门更是出台了二十条措施，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从产假、医疗、教育、住房、财政、税收、保险等方面多向发力，旨在加快建立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而给予育儿补贴，正与国家层面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减税之列的动作同向而行。
说到底，生育是一个家庭的选择问题，也是一个社会的民生问题。发育儿补贴，就是让政府更多地参与到生育养育成本分摊体系中，以减轻育儿经济压力的方式提升人们的生育意愿。
